金透财经 | 郑旦 金路

在金融行业的版图中，农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支持 “三农” 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直备受关注。近期，天津农商行披露的高管 2023 年薪酬情况，将农商行内部工资 “贫富分化” 加剧这一现象推到了大众眼前。

天津农商行的薪酬数据显示，董事长唐一平 2023 年薪酬合计 154.87 万元，其中包括担任行长和董事长期间的薪酬、社会保险等单位缴纳部分以及任期激励收入。行长杨毅薪酬合计 153.36 万元，副行长凌颖杰和李鹏分别为 138.04 万和 146.2 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董事长于建中薪酬合计为 29.82 万元 ，虽有任期激励收入等补充，但整体与现任高管薪酬差距明显。而天津农商行 2023 年共有员工 5719 人，发放工资总额 11.49 亿，职工平均工资 20.04 万元，这一平均水平与高管薪酬之间的落差，直观地反映出内部工资的巨大差异。

从农商行整体的 “贫富分化” 格局来看，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三类人。首当其冲的是高管，他们站在银行薪资金字塔的顶端。以天津农商行的高管薪酬为例，其数额之高令人咋舌。高管们拿着百万年薪，看似工作轻松体面，实则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与责任交织。他们掌控着银行的战略方向，是资源分配的核心决策者。从项目审批到人事任免，全行资源的流向都在他们的把控之中。然而，这份高薪也是对他们承担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一种补偿。一旦银行出现贷款坏账、项目暴雷等危机，高管往往首当其冲，接受监管部门的审查与公众的质疑。就如东部地区某农商行董事长，年薪百万，但因贷款产品不良率飙升，被监管部门多次约谈，还被通报批评并降了绩效。

中层领导是另一高薪群体。部门总经理、一级支行行长等中层岗位，有着独特的薪资结构。基本工资、高薪点系数与绩效奖励的组合，让他们月薪轻松过万，年终奖更是丰厚。他们手握绩效分配大权，如何分配奖金直接影响着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和自身的管理成效。合理分配能激发团队活力，自己也能轻松收获高薪；分配不当则会引发内部矛盾，影响工作推进。他们既是高层战略的执行者，又是基层员工的管理者，在协调上下关系、承受业绩压力的过程中，身心俱疲。某支行行长月薪 2 万以上，年终奖 15 万，靠的是灵活的绩效分配和严格的数据化管理，但代价是 24 小时待命，几乎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

业绩排名前 5% 的客户经理，是靠拼命打拼获得高薪的代表。他们穿梭于企业、社区和商户之间，为拉存款、推贷款、做营销绞尽脑汁。为了签下合同，陪客户应酬到深夜、垫付资金解决客户难题是常有的事。他们的收入与业绩紧密挂钩，顶尖客户经理年薪可达 30 万甚至更高。然而，高压的工作环境、严苛的业绩考核以及复杂的客户关系，让他们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一旦业绩下滑，工资和职位都难以保障。如客户经理 C，连续三年业绩全行前三，年薪最高达 40 万，却牺牲了几乎所有的私人时间，甚至春节都在维护客户关系。

这种内部工资 “贫富分化” 加剧的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高薪激励机制能够激发高管、中层领导和业务尖子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促使他们为银行的发展全力以赴。高管凭借战略眼光引领银行方向，中层有效协调资源推动业务开展，客户经理拼命拓展业务提升业绩，共同推动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前行。以天津农商行为例，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5.55 亿元，同比增加 4.2 亿元；实现净利润 23.43 亿元，同比增加 1.21 亿元，这其中离不开高收入群体的努力。

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巨大的工资差距容易引发普通员工的不满情绪，降低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占员工总数 90% 的普通员工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难以获得职业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受挫，可能导致人才流失，影响银行的稳定发展。而且，过度依赖高薪激励可能导致银行内部出现唯业绩论的不良风气，忽视合规经营和风险控制。天津农商行因基金销售业务存在多项违规问题被天津证监局责令改正并对相关负责人采取监管措施，这或许与内部过于追求业绩而忽视合规管理的氛围有关。

天津农商行披露的高管工资，揭开了农商行内部工资 “贫富分化” 加剧的面纱。银行在追求发展和效益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薪酬体系，平衡高薪激励与公平原则，建立更加合理、科学的薪酬制度，兼顾员工的付出与回报，注重合规经营与风险防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